媒体:中纪委第4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涉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www.san6666.com:是认为地区秩序调整将至,日本放手搅浑水会有利可图?还是在战略上已经将中国视为对手,要抓住“机会”四处“出击”?不论日本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何,有两点却不得不提前警告:首先,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不会有半点含糊;其次,从长远视角看,中国进一步发展振兴已经是历史性趋势,日本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是其自身利益所在,也是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待。

来源: 财经 | 2014-11-03 13:05:59

魏健(资料图)今年5月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宣布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核心提示:接近权威信源的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与曹立新同期被查处的中

 

魏健(资料图)今年5月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宣布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核心提示:接近权威信源的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与曹立新同期被查处的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办四川系列贪腐案期间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山西交通窝案背后,一名试图在中央纪委“捞人”的纪检掮客浮出水面

《财经》记者张鹭李廷祯实习记者林洲/文

对于山西省交通厅时任厅长段建国来说,2013年8月28日是忙碌的一天。

这天上午,段陪同交通部领导在晋北的大同检查完工作,把领导送至晋蒙交界处后,驱车返回4小时车程远的省城太原,中午接到省纪委的电话,让他下午到某宾馆协助调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此前的几个月,山西交通系统一片风声鹤唳,段建国的下属及前任纷纷被带走接受调查。

当年4月,他曾经的副手、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最先被查,紧接着,业已退休的前任厅长王晓林、该厅综合规划处原调研员王蕾(已退休)、省路桥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被带走。此外,被带走调查的还有省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华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冯朝辉、忻阜高速建管处处长冯建刚。

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是,王志民、王晓林等人都是被中央纪委调查。

王志民、王晓林和王蕾等前任与旧部被查后,作为山西交通系统“一把手”的段建国,曾寄望于一名在纪检系统拥有深阔人脉的掮客打探情况。此人正是刚被段建国委任省高管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的冯朝辉。但此时的冯朝辉早已进入纪检部门调查视野,在上任三日后即被查,他在纪检系统的“熟人、时任中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落马。曹立新曾任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六室三处处长,分管领域包括山西。

冯朝辉也成为导致段建国被查的因由之一。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贿、玩忽职守、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进入庭审,目前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

山西交通窝案的爆发,案情交错纵横,问题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领域,与曾交由民营企业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长临高速两条高速公路相关。

据纪检阶段的官方通报,前述四人被“双规”虽各有因由,但存在一个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2004年王晓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许给民营企业修建,项目却延宕多年都未能开工,由接任的段建国将路权收回,交由交通厅所属国企建设。而为了顺利清退前任业主,将不可避免产生违约赔偿金。

《财经》记者获知,前述“玩忽职守”的指控指向一笔一两千万元的资金,这笔资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业主、民营企业山西中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投资)的账户,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德生夫妇随即被控制,并牵出王志民等人。

冯朝辉的贵人

1993年开工、1996年建成通车的太(原)旧(关)高速,全长140.7公里,是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2012年,山西的高速公路长度已超过5000公里。只是在这20年间,发展的速度并不均衡,而有着明显的时间界限。从1993年至2008年间,山西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约2000公里;在段建国2008年上任之后的3年多时间内,山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递增,于2012年突破5000公里,在全国排名第四。

狂飙突进背后,是一个经济贫困的资源大省缓解煤运压力,以及构建公路经济带的初心。

太行、吕梁等山脉交错,使得三晋大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超过70%的面积为山地丘陵。对于筑路,无论资金要求与技术难度都较普通省份要高。

太原市小店区的武宿立交桥中间,有一座太旧高速公路建设纪念碑,褐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时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所题“太旧烈士永垂不朽”。为了修建全国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八名筑路工人将生命交付于此。

这远非三晋父老付出的全部。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体制下,5万人的苦干,仅用三年就让这条“出太行”的高速路完工。除了技术因素,资金亦是难题。太旧高速的投资概算为29.34亿元,而当时山西省财政收入不过60亿元。巨大的资金缺口,曾一度导致工程在1993年奠基后无法顺利施工。从1994年起,山西省动员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几个月内筹集2.3亿元。包括2.3亿元捐款在内,山西省最终自筹资金15亿元,加上交通部拨款与银行贷款,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

在这场堪称壮烈的筑路大会战中,籍籍无名的当地青年冯朝辉躬逢其盛。熟悉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太旧高速的两端分别是太原的武宿与阳泉的旧关,公路建设指挥部设在阳泉,冯朝辉由当时供职的阳泉矿务局系统借调到太旧高速工作,项目完工后又回到了原单位,但他自此与交通系统结缘。

据新华社调查,冯朝辉是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黑土岩村原支部书记之子,真实学历初中。1990年8月,冯父通过身份、年龄造假,为不到20岁的冯朝辉办理了阳泉固庄煤矿合同制招工手续和农转非户口。不过他并未在该煤矿上班,仅借此转换了城市户口和工人身份。

手续造假和“挂靠单位”,成为冯朝辉日后获取官职的通用模式。但其每一步的“成功”并非幸得,而是以“手眼通天”的深阔人脉为凭恃。冯朝辉的其中一位“贵人”,即是相交十余年的老友曹立新。

2000年3月29日下午6时左右,阳泉市第二看守所迎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在看守所的代号是“0号”。除所长外,所内无人知道他就是曾经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个多月前对李真执行“双规”措施后,由中央纪委六室牵头的“2·23专案组”将他在石家庄短暂关押了一个月。之后,为了保密和保障其安全,将他异地关押在与河北交界的山西阳泉。

在2013年以来的两次机构调整之前,中央纪委原来分为八个纪检监察室,前四室对应中央部委,后四室对应地方省份,其中六室对应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曹立新即是参与查办李真案的办案人员之一。《财经》记者获知,李真被关押在阳泉二看长达两年,曹立新在阳泉期间,冯朝辉有意逢迎,于觥筹交错间,给予曹单调的办案生活些许慰藉。

无论对于冯氏个人的腾达,还是日后交通系统窝案,这段交情都是关键伏笔。

王晓林社会引资

在冯朝辉设法攀附曹立新期间,日后将冯调入交通系统的省交通厅厅长王晓林,此时才刚刚上任,他正在为资金发愁。

全省人民勒紧裤带建完太旧高速后,2000年9月,山西又开工修建贯通全省南北的大同至运城高速。省政府希望,以大运高速为轴,修建高速公路网络。时任省长刘振华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托此路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

截至1999年,全省公路基金历史欠账56.4亿元,而全长666公里的大运高速总投资是222亿元。王晓林手里仅有的家底,是业已通行收费的太旧高速,但仅靠收费也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到天量的修路资金,于是他想到了把路“卖”掉。

太旧路经过评估,资产总值35亿元,通行费收入增长势头看好。王晓林将太旧路拆分成两个兄弟公司,用一个效益较好的公司去收购另一个公司。此方案得到工行山西省分行的认可,工行提供了20亿元项目贷款,通过并购从太旧路置换出20亿元资本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补助和从亚洲开发银行、国开行争取到的贷款,得以落实全部建设资金。

2003年10月,大运高速建成通车,这个“不花财政一分钱”建成项目的案例,成为山西高速公路项目融资史上的经典之作。

但大运高速之后还有太长、长晋高速待建,需要更多的资金。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晓林,想到了引入社会资金,两个引资渠道分别是对外转让已建成公路的经营权与BOT模式。

以BOT模式承建忻阜高速和长临高速的社会投资者,即在此背景之下入场。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指政府部门就基础设施项目与企业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企业承担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企业向设施使用者收费以获取合理回报,并在特许权到期后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的融资建设模式。

拿下忻阜高速的中海投资,其实际控制人王德生行伍出身,先是在某军区后勤部服役并升任处长,1993年至2000年任武警部队总部后勤部上校、大校,在山东中海公司担任一年多的总经理后,2002年6月在太原注册中海投资。

注册资金为1亿元的中海投资,注册之时其实是国有控股,由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持股66%、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持股25%、山东中海有限公司持股9%,王德生仅是董事长,并非直接股东。但此后几年,他通过受让股权控制了该公司。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王德生介绍,自己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厅的大力支持,于2003年洽谈运作忻阜高速项目,取得了省政府的授权,与省交通厅签订了BOT合同,因此成为项目业主。

长临高速的前业主是山西中商交在线有限公司(下称中商交在线),股东包括北京盈科智联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004年5月,得到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交通厅正式授权后,山西长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临高速公司)组建。该公司在拿到省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后,陷入了漫长的跑手续之中,其官网资料显示,直至2010年3月,国土部才通过了该项目的用地评审。

救火队长段建国

2008年4月,王晓林卸任,时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国接任交通厅长,王志民则作为“留守”副厅长继续为段担任副手。

段建国上任即调整了高速公路规划,从之前的4050公里调整为6300公里,他提出当年要新增1000公里,这意味着巨大的融资需求。“他之前没干过交通,刚接手时也很蒙,几个月以后才进入状态。为了融资,亲自去陪银行领导喝酒。”熟悉山西省交通厅的人士透露。

到处找钱之余,段建国亦不得不面对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

段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接手了国资“包袱”--省路桥集团。路桥集团原属交通系统,后被划归国资委管辖,但效益不佳、亏损严重,2万余名正式职工、协议工工作不保、工资欠发,令政府的维稳压力巨大。段亲自出面与职工代表谈判,承诺发工资和补缴社保,暂时稳住了职工。

随后到来的“4万亿”政策,彻底扭转了局面。包括忻保高速在内,省政府直接将几个BT、BOT项目交给路桥集团,让其还清债务之余,也攒下丰厚的家底。段建国将其打造为筹融资平台,为此,他将头脑活络的运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贾建民,调入路桥集团担任常务副董事长。

几乎在面对路桥集团事件的同时,段建国也不得不着手处理忻阜、长临两条路的问题。自2004年拿下特许权,这两条路四年都未能开工。

全长124公里的忻阜高速,两端分别是山西忻州与河北阜平。忻州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所在地,与阜平通高速后,可经保定一路直达北京。“这条路实际上是连接北京到五台山的旅游路,省里一直在催进度。”省交通厅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省政府办公会议对这条路的进度提出了批评,要求赶紧与业主联系,尽快上马。

政府方面对于业主久拖不决的不满并非肇端于此。早在王晓林时代,王志民曾带着综合规划处与王德生商谈,但双方关系闹得很僵。“段受命去协调时,双方已经坐不到一起了。”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去北京见过王德生,对方也来过厅里,“王德生从国家发改委拿到批文,跟段谈判时底气很足,‘你们着急,我不着急。’”

“这也不能全怪对方,由于原来王晓林时代与王德生方面签订的合同,并未对项目建成时间作限定,所以对方并未违约。”这位内部交通厅人士说,眼见王德生无力开工,段只好解除合约。王德生方面在谈退出条件时,要求得到数千万元,再要一个标段的工程和优先承包服务区。

段建国安排对项目进行审计,报请省政府同意,最终向王德生支付了约2000万元,顺利与其解约,路权由晋煤集团与交投集团联合接手。整个谈判,从段上任起,仅花了三个月时间达成协议。2009年1月,忻阜高速开工建设,并于2011年12月全线贯通。

相比之下,长临高速的谈判要困难得多。166公里的长临高速,连接着晋南的长治、临汾,两市的人大代表一直上书省政府,要求尽快开工。而且这条路是国家级干线青兰高速的其中一段,长期不通车,国家干线也就成了“断头路”。交通部在催,省政府因此很着急。

“业主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跑批文、搞宣传等等,长临高速的开工典礼会场都弄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能开工。”熟悉该项目的一位人士说。

“长临高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谁也不敢碰。”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建国奉命与长临高速公司商谈,但两三年过去一直无果。为此,2012年左右,交通厅与业主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再延长半年期限,必须开工。

段建国的盘算是,由于王晓林时代签署的协议并未就开工期限作出规定,故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期限之举看似照顾了对方,但在另一方面也对开工有了明确的时效约束。不过半年过去,业主仍未能实现开工,在此情况下,段建国只能提出解约,但双方在解约条件上分歧悬殊,谈判一时陷入僵局。“省政府会议决定,让路桥集团接手,边开工边谈。”前述接近交通厅的人士说,开工以后,段发现谈判通道已然关闭。省路桥集团于2013年6月开工,刚开工没多久,路桥集团负责人贾建民就卷入业已爆发的交通窝案,被抓了。

《财经》记者曾向长临高速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亿里致电和发短信联系采访,但未获回复。

冯朝辉的能量

贾建民被抓的时间约为2013年8月初,此时山西交通系统已如惊弓之鸟,陆续有人被带走调查,不断有官员与商人卷入协查。

《财经》记者获知,起因与忻阜高速业主的实际控制人王德生有关:2012年,审计署在相关重大项目审计中,发现有一笔非正常交易,一笔一两千万元的可疑资金打到了王氏公司的账户。

“审计署找厅里要忻阜高速的合同,因为打给王德生的钱,过不了关。”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建国被认为‘玩忽职守’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给王德生的解约金额比评估值要高。但当时那样的局面,不给对方一些溢价让他尽快退出,是不可能那么快实现开工的。”据公开财务数据,忻阜高速2012年的通行费收入为6亿元,2013年仅1月-8月的通行费收入就达5.2亿元。

同时,山东方面亦查出,王德生曾伪造银行相关证明,以夸大资金实力的方式获取项目。王德生、徐悦清夫妇因此被控制,此后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山西调查此事。

曾辅佐两任厅长的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于2013年4月最先被抓,紧随其后的是前任厅长王晓林和综合规划处调研员王蕾。

“忻阜、长临两条路的前期,都是王蕾在管。当然,她也只是起到协调作用。”前述省交通厅内部人士透露,王志民是当时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厅长。综合规划处调研员王蕾其实是在招商引资处,在交通厅内部架构中,招商引资处挂靠在综合规划处,但相对独立,作为正处级调研员的王蕾并不向处长汇报,而是直接对接王志民。

王晓林被查时,已离开交通系统五年。“王晓林的‘玩忽职守’,指的是他当年未能发现王德生以欺诈的方式拿项目,导致忻阜路拖延多年未开工。王曾自辩说,自己是厅长,并未直接经办此事,具体的协议并不是他形成的。”前述人士说。此三人被查后,交通厅不断有人被叫去问话,其中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奉命从北京来到太原调查此案的,正是中央纪委六室的曹立新。当时的曹立新已是六室查办山西违纪违法案件的一线负责人,2008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案时,曹也曾前来调查。

曹立新的好友冯朝辉在其中看到的,是千载难逢的升官机遇。在王志民被抓后,在阳煤集团担任纪委副书记的冯朝辉主动找到段建国,自告奋勇去调查部门疏通关系,同时提出,希望能担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

冯朝辉的底气其来有自。早在王晓林时代,他就凭借自己在北京的“高层次的朋友”,向王晓林在高管局要到过职务。

在当地官场,冯朝辉一度曾被看作“小混混”,但在其而立之年的头一个月,他终于混出了头。2005年1月,他曾担任省高管局旧关超限运输检测点主任(正科级),这是他混到的第一个官职。新华社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他跑到交通厅的领导那里,说北京部委的某某某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对他提拔任用。他提的那些人都是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交通厅的领导既不便打听,也不敢得罪,只好宁信其有。”他的干部身份与文凭,全部为造假。

在超限检测点主任的职务,冯朝辉通过“放黑车”--私自收钱放行超载车辆,积累了第一桶金。

虽然级别不高,但冯朝辉在阳泉官场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其行事之张扬令人印象深刻。当地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曾有一位副厅级干部到时任阳泉市委书记白云家中拜访,碰巧冯也在。冯坐在沙发上并未起身,只是说了句“你来啦”。

2008年12月,冯朝辉再次搬出北京的关系,离开交通系统,调入阳泉市纪委担任副县级检查员。2010年,全国各地清查干部队伍中的身份造假者。冯被阳泉市委组织部查证身份有问题,却蹊跷地逢凶化吉,调任阳煤集团担任纪委副书记,职级升至正处。

与早年在固庄煤矿一样,冯只是借此解决行政职务与级别,并不去上班。“我和很多同事都没见过冯朝辉,在他被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单位还有这么个人。”阳煤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高金祥对《财经》记者表示。

冯的业务重心,乃在工作之外,他充分利用每一次的职务升迁广结人脉、左右逢源,以谋取更大的成功。新华社报道,冯曾为煤老板就采矿事宜请托孝义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煤炭咨询公司负责人就提高合同兑现率请托大型煤气分管领导;为当地开发商承揽郊区新农村建设项目,而与开发商一起行贿郊区区委书记王永珍。

捞人与落网

在省交通厅,段建国与王志民这两位正副搭档的关系并不算好。王能力出众、风格强势,且曾在交通厅当了十多年副厅长,在与段竞争厅长中落败,因此王在一些问题上对段并不买账。

王志民于2013年4月被抓后,交通系统多人被抓或协查,人心惶惶,段建国陷入两难境地。“去打探点情况吧,有干预办案之嫌;不问吧,毕竟你是一把手,单位这么多人进去了,总不能不作为。”前述接近交通厅的人士介绍。

冯朝辉在交通系统任职时,曾与段建国有过面缘,但二人不算熟悉。自称在办案部门认识人的冯主动请缨,对于段而言,恰如救命稻草。

冯的许诺并不完全是吹牛。新华社报道,冯经常主动找到一些领导干部,向对方透露,他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说“最近有关于你的举报”,“我可以帮你摆平,但要花钱”。2012年,山西某大型国企一名干部有关问题被国资委调查,他曾找到调查组为其说情。

知情人士透露,为此事奔忙的冯朝辉,曾数十次出入中央纪委的办案驻地,这些都被监控设备记录下来,从而让冯进入了调查部门的视野,针对他的布控随即悄然展开。

冯朝辉曾将相关情况向段建国汇报过两次,段对冯的危险处境一无所知。面对冯提出的在省高管局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要求,段当即应允--在冯被抓后,段曾解释称,高管局空缺一个纪委书记,冯各方面的条件也够,所以就提拔了。而山西交通系统多位人士都对《财经》记者表示,曾听闻“上头”有人对冯的提拔之事向段打过招呼。

但在上任仅仅三天后,冯朝辉就被调查部门带走。曹立新也在太原办理交通窝案期间,接到中纪委调令,升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并离开此案回京就任。

约一年后的2014年5月,与有关领导人“对自身的监督必须更加严格,执行纪律必须更加刚性”的要求相对应,中央纪委在十天内查处两名内部官员,其中之一即是曹立新。

接近权威信源的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与曹同期被查处的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办四川系列贪腐案期间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冯朝辉被带走后,纪委曾找段建国谈过两三次话,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有事。直至8月18日,段自己也卷入调查。

案件背后,忻阜高速已建成通车,但长临高速仍遗留鸡毛一地。省路桥集团在接手长临高速后,于2013年6月宣布开工。“不过也只是宣布了开工而已,标段招投标确实已经做完了,施工队伍也已经进场,但由于连地都没征,所以无法施工,施工单位进退两难。”熟悉此项目的人士透露。

《财经》记者获知,王德生放弃忻阜高速的经营权,除了获得现金回报,还保留了辅助设施(加油站、服务区等)的建设经营权,但他并未建设,而是将之转手并获利上亿元。除了山西以外,王在山东、河北都有倒卖高速公路经营权之举。

“在BOT模式里,并无硬性规定,确立项目业主必须走招投标程序。”曾编著《BT投融资建设模式》的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深分析,招投标法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施工与政府采购等领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资与建设一体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资的程序,而非招投标。


据相关通报,前述交通系统被查官员亦存在其他问题。2014年8月下旬,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已进入庭审,但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罪与非罪,尚待司法审判。真正的BOT模式是有钱人的游戏,除了自己要有35%的资本金,后续的信贷计划也得能跟上。亦不乏一些前来拿项目者,目的是为了转包,这类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单位收受项目保证金,保证金虽然到期要退还,却可在期限内无偿使用;二是将项目分拆成标段,按工程总造价下浮7%至12%转包,转包一条造价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高速公路,利润将相当可观。

因捞人而落网的冯朝辉,先被关押在平遥,后被转移至外省。据通报,冯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介绍巨额贿赂;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谋取私利。新华社报道称,冯朝辉涉案金额已超过2000万元。(本文载《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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